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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重向度

日期:2018.03.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方雷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蕴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品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使命,沿着发展道路的深化、价值认同的整合和治理规则的重塑,在发展向度上实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统一、在价值向度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在治理向度上探索法治理念与规矩理念的统一,由此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的三重向度。

      一、国家发展向度:“两个三十年”的统一

      习近平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这一科学论断,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里,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共同的道路本质和具体的路径差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业已历经六十余年,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邓小平开拓的改革开放时期具有着鲜明的历史连续性。事实上,后一时期发展的实践基础和优势条件必须仰赖前一时期奠定的历史前提,前一时期的不足和困难又历史性地设定了后一时期改革的时代主题和创新方向。因此,这“两个三十年”的重要历史阶段不能相互否定,是有机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之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入21世纪再创辉煌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前提。可以说,在历史进程的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肇始于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历史逻辑的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开创性探索紧密相关。正是历史发展的大尺度意义上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性统一中,开启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乃至未来“第三个三十年”中国发展的新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党的十九大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新的奋斗目标,标注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实践方案。

      因此,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续了经过“两个三十年”国家治理的功能性调整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变动,特别是针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在对美好生活追求中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从国家治理和社会创新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革新纵向调控体系,搭建横向治理组织,提升国家发挥引导性功能的能力;另一方面,扩大社会领域的自主性,创造新的发展动力,突破旧的发展桎梏,增强社会发挥动力性功能的能力。

      二、价值认同向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一贯继承、弘扬、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纵深发展,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涵括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相互联系的宏大命题之中。

      从前一个命题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扬弃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开出符合现实国情的现代化发展趋势的价值支撑过程,涉及到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关系。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很多出身于传统意义上的底层绅士之家,他们一方面在中国近代化城市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感召,另一方面把指引现代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下层劳动大众结合起来,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实现了政党与大众、城市和乡村、现代与传统的有机结合,从而领导人民群众建立新中国,取得了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统一、秩序整合和经济发展等诸多重大历史性成果。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真正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进程。在当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原则审视传统文化的内在脉络和实质含义,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代内涵。

      从后一命题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触及到域外理论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渐次落定,贯穿于以革命、建设和改革为主题的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分别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结合,进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三位一体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应该说,作为一种源起于域外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必然存有一个与本土建构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的现实问题。但现实地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本身,就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从传统文化中开出现代价值的努力的正确方向。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命题,分别从两个维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前者要求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原则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内涵;后者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土壤。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也是沿着这两重维度展开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原则,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从中挖掘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代内涵。在当代背景下,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努力具有新的内涵:一是当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了目标上的新超越,不仅具有使中国跟随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的历史目标,更包含了为人类发展做出中国贡献,使中国引领未来世界现代化趋势的新涵义。二是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支点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鉴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赋予能够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时代精神。

      第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树立文化自信,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更根植在中华民族延续五千余年的传统文化上,保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就必须保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落实,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涵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发展、新突破。当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得到思想资源、智慧和启发,但也要防止以高扬传统文化为旗帜,反对马克思主义、拒斥西方先进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

      三、治理规则向度:法治理念与规矩理念的统一

      “政治规矩”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在各个场合屡次运用、着重强调的重要政治要求,将“规矩”与“制度”结合起来也是习近平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创新之处,本质是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内团结统一、重塑党组织的纪律性和约束力,净化党的政治生态。

      政治规矩的涵义具有双重维度:从广义上说,政治规矩泛指一切正式和非正式政治规则,旨在规范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和一般群众的行为;从狭义上说,政治规矩特指默示的行为信条,这类信条由党的政治信仰、历史传统和工作惯例所衍生,特别对领导干部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可见,广义的政治规矩是“规矩”和“制度”的集合体,既包括狭义上以内在自觉为基础的规矩,又包括以外在他律为基础的制度。实际上,“规矩”一词是植根在中华礼治理念中的特有词汇,“制度”概念则是舶来于西方法治理念的现代用语。中华礼治理念与西方法治理念从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体系,从对作为文明体系根本性问题的回应方式上讲,两种文明在人的超越性实现方面有着迥然相异的理解,进而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围绕政治世界与人的关系建构起各自的治理理念。“政治规矩”的深刻内涵不仅包括了中华礼治理念的历史经验,而且借鉴了西方法治理念的有益成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实现国家治理规则的重塑提供了新的视野。

      习近平用“政治规矩”一词将传统礼治语境中的“规矩”和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制度”涵括起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胜阶段重塑治理规则,实现了治理形态的新突破。

      其一,狭义上的“政治规矩”是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逐渐清晰的,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自觉坚持的,这与中国传统的礼治理念形成了某种呼应。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我们党致力于国家独立、人民幸福和人类解放的一系列重大使命产生了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实践证明,这种道德感召力只有切实转化为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为治国理政提供强有力的硬性约束和刚性支撑,才能在统一党的意志和行动中,始终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使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其二,广义上的“政治规矩”所囊括的现代性“制度”要素,也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基本经验,是构建现代化政党和国家必须完善的,这需要借鉴西方先进的法治理念。习近平推进的制度性建构是从党和国家两个维度进行的:第一,建设党的权力规则体系。党的权力规则体系是旨在规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权力的全部规则的总和,也是党作为执掌国家权力的执政党必须加以规范的问题。建立党的权力规则体系,才能防止某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掌权之后滥用权力,“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第二,建设国家的法治体系。国家的法治体系就是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纳入法制轨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制化。